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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在我的老家湖南,春天要来得比广东晚一点儿。 印象中,老家的春天总是伴随着清明的到来才开始变得声势浩大。清明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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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在我的老家湖南,春天要来得比广东晚一点儿。

印象中,老家的春天总是伴随着清明的到来才开始变得声势浩大。清明前后,春阳和熙,春雨飞洒,我们走在明媚的春光中,提着纸钱炮仗,去后山的祖坟扫墓。

我从小就喜欢清明节,二年级学了一首古诗叫《清明》,老师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念: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

我们跟着摇头晃脑地念: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

小小的我念得兴味盎然,总是把最后一个字的音拖得很长。

老师说诗是用来念的,不是用来唱的,老师还说这是一首很感伤的诗,你们要念出“断魂”的感觉来。

老师说得总没错,可是我们照样把这首诗念得喜气洋洋,每一句后面都拖着长长的尾音。我弄不明白,清明时节下的雨又不是特别讨人嫌,那些路上行人为什么要“断魂”呢?

在我印象中, 清明是一个毫不感伤的节气。小的时候,每年清明,爸爸妈妈都带我去山上扫墓,我们叫“挂青”,对于孩子们来说,简直就是一个快乐的节日啊,可以放鞭炮,可以在草地上打滚,偶尔还可以吃到给先人们准备的桐叶粑粑。

每次去的时候,爸爸都要用锄头把坟前的草刨刨,妈妈忙着挂纸幡和烧纸钱,我呢,不是在草地上蹦跶,就是在编花环。

等到我玩儿得差不多了,爸爸就会叫我:“过来拜下你太婆和爷爷。”

两座低矮的坟里,睡着我的太婆和爷爷。从我懂事以来,他们就睡在这里,不知睡了多少年了。坟前有两块简陋的石碑,上面刻着他们的名字,我知道爷爷叫于大贵,可是我不知道太婆叫什么,坟上只是刻着“于门申氏”四个字。

妈妈问我:“你还记得你太婆吗?”

我使劲点了点头。我的爷爷,在我爸爸还只有十六岁时就去世了,我没有见过他,我的太婆,我倒是见过的,她曾经是我们村最年长的老寿星,一直活到我六七岁才过世。

妈妈往太婆的坟前放了一碟桐子叶粑粑,叹息着说:“你太婆是个苦命的人啊。”

我不太明白什么叫做苦命,就像我不太明白什么叫做“断魂”,比起太婆的命运来,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吃桐子叶粑粑。

我出生的时候,太婆已经很老很老了。我有关她的记忆并不多,关于她的故事,是妈妈后来断断续续告诉我的。

2

我不知道太婆叫什么名字。

从我记事起,村里人都叫她七太婆。还没那么老的时候,大家叫她七奶奶。人们对她的称呼始终和她的男人绑在一起,不去理会那个男人在她生命中其实只占有很少的分量。

在太婆还被叫做七嫂的时候,她的男人就被抓了壮丁。说抓并不准确,确切地说,是他主动顶替哥哥进了国民党部队。

我的太公,年轻时候是个游手好闲的人。听村里人说,他长得高高大大,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力气,可就是懒得干活,整天叼着个烟筒在村子里游荡,见到哪里有打牌的就凑过去,地里的草老高了也不会蓐一下。

太公的父母很不喜欢这个儿子,替他娶的媳妇一进门,就赶紧张罗着分了家。小夫妻俩分得草屋两间外加破锅一个,两人在家徒四壁的草屋里抱头痛哭了一夜,年轻的太公发誓从此以后要勤快做人。第二天一起床,太婆在家照看孩子,让他去摘黄花,到了中午还没见他回来,找时发现又在村头看牌呢。

太婆顶着日头去摘黄花,手再怎么快也赶不及在黄花没有开放前摘完,太阳越来越毒,满地的黄花都开了(黄花菜开了后就不能吃了),太婆憋着一口气,还是都摘完了。

回到家里,看见丈夫正坐在床上抽烟筒,家里冷锅冷灶的没有一丝暖气,见她回来了,他还说:“黄花都开了,还摘回来做什么?”太婆按捺不住,一背篓黄花兜头砸在了他身上。夫妻俩从那以后就争吵不断。

就这样过了两年,内战越演越烈,国民党边撤退边到处抓壮丁。村子里一时人心惶惶,后山的山洞顿时热闹起来,做母亲的想把儿子藏起来,做妻子的想把丈夫藏起来,倒是太公一点都不怕,照样在村子里溜达。

太公家有好几个兄弟,其中有个排行第五的弟兄在田间锄草时,就被部队的人看中拉到镇上去了。同村的人前来通报时,太公的妈妈急得哭了,她有五个儿子,其中最疼爱的就是这个五儿子,因为他最勤快。

“这可怎么得了啊!我的五崽啊!”做妈妈的哭着跑到了村头,她的另一个儿子,也就是我太公正在村头大树下和两个老人玩纸牌,她见了哭得更厉害了:“天老爷啊,要抓也抓这个去,怎么抓了我的五崽去啊!”

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,太公放下纸牌,对他的妈妈说:“姐姐你莫哭(我们那老一辈很多人把妈妈叫做姐姐),你舍不得五哥的话,我这就去镇上,替他去当兵。”

他妈妈哭声马上变低了。

年轻的太公转过身,晃着两条长腿往镇上走去。

他妈妈在后面叫他:“七伢子,你也和你屋里人说一声再去啊。”

太公回过头,说了句“不用了,她也不喜欢我”,就晃晃悠悠地走了。

等到太婆知道消息后追到镇上时,那支队伍已经出发了,听说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,一直要到许久以后,大家才知道那个很远的地方叫做台湾。

“这个背时杀千刀的,有种就再也别回来了!”年轻的太婆挺着大肚子,手里还牵着一个两岁多的男孩,对着太公离去的方向狠狠吐了口唾沫。她一滴眼泪也没流,回到村里后,牵着孩子冲进了婆婆家,撂起灶台上的碗砸得粉碎。

那一年太婆多大?刚过二十,还是只有十几岁?没有人记得了,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,只知道太公走的时候,我大爷爷还只有两岁多,我爷爷还在肚子里呢。

在那个年头,女人改嫁是一件很平常的事,虽说带着两个孩子,可是我太婆生得健壮丰满,人又能干,再找个人应该不难。可是她再也没有嫁过人,也许她一直相信,太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

3

太公走了后,太婆一滴眼泪也没流,她那时候想的,就是如何活下去,挣扎着活下去。

其实在太公走之前,家里家外基本上也是她一个人在忙碌,可那种忙碌是有奔头的,不像现在,家里没了个男人,也就失去了底气,她的辛苦除了博人同情外,更像是咎由自取——要不是她脾气暴躁,男人怎么会宁愿去当兵也不愿守在老婆孩子身边。

在村人复杂的目光中,太婆和以前一样忙进忙出,甚至更拼命了。临产前她还在地里摘棉花,察觉到肚子痛时已经来不及往家里赶,就在棉花地里生下了一个瘦巴巴的男婴。他就是我爷爷。

我爷爷生下时特别瘦小,多半是因为太婆在十月怀胎间实在没吃什么好东西的缘故。他出生后,太婆撕开自己的一件外衣紧紧包裹住他,就再也没有力气了。她躺在棉花地里,看见被血染红的棉球想,都弄脏了好可惜,不然可以给刚出生的宝宝絮件新棉袄了,冬天穿的时候正好。

我大爷爷在棉花地里找到太婆时,她已经接近奄奄一息了。他哭着叫来了奶奶,她倒是不计前嫌,赶紧叫人把媳妇背了回去,还给她做了红糖荷包蛋。

太婆在床上躺了整整七天。七天后,她婆婆推开她的门时,发现她已经下地去干活了。

直到自己也做了母亲之后,我才体会到,那个时候,太婆之所以能够撑下来,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两个儿子吧。

两个儿子的名字都是太婆取的,大的叫大福,小的叫大贵,寄托了一个母亲对他们最朴实的期望。

我太婆是个能干的女人,家里地里的活都会干,会纺棉花,会犁田,会纳鞋,会酿酒,她纳的鞋结实得可以穿上两三年,她酿的酒直到很多年后还被村里人津津乐道。为了谋生,她还学会了做媒,这一行本来挺忌讳没有丈夫的人,可太婆一上门,没有人可以拒绝她的热情。

没有男人依靠的日子,太婆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树,向着阳光、枝繁叶茂地生长着,两个儿子就是站在她旁边的两棵小树。太婆去田里干活时,他们就在旁边打猪草;太婆去山上摘茶叶时,他们就背着小筐去采蘑菇;太婆在忙着打禾插秧时,他们就在家里忙活,大的煮饭,小的烧水,中午时热饭热茶就送到了田头。

大福大贵顺顺利利、健健康康地长大了,他们继承了父亲的高大和母亲的勤劳。我爷爷大贵甚至是村里个子最高的人。太婆领着他们忙活了一年,终于住进了亲自砌的土砖房,两个儿子也相继娶上了老婆。

我奶奶进门那天,太婆坐在椅子上,笑眯眯地接受了儿媳妇的拜见。族里人提醒新媳妇还得拜下公公,没有照片的话对着堂屋中间拜拜都行,太婆一下子沉了脸,说:“你七爷爷还没死呢,等他回来再拜不迟。”

4

我没有见过我爷爷,更没有见过我大爷爷,他们都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过世了,久到我还没有出世,久到我妈妈还没有嫁过来。

我大爷爷刚成家两三年,就得了一场暴病过世了。他的死亡始终是个谜。很多年以后,村里还是有人会议论他的死因,很多人认为,他是中了蛊毒才死的。

我大爷爷死的时候全身都肿胀得快透明了,太婆不甘心,央人抬到县医院开刀,医生打开肚子说,没得救了,连肚子都没缝上就死在手术台上了。

太婆接受不了儿子的死,尤其接受不了的是,因为她坚持要治疗,儿子才在死前还挨了一刀,连个全尸都没保存。

她抱着儿子血肉模糊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,好像要把一生的眼泪都流光,边哭边喊:“老天爷啊,你怎么这么不开眼啊,要死也是让我死,怎么会让我的大福先走了呢!”

我奶奶总是说,她后来痴痴呆呆的,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哭得太多哭昏了头。

我爷爷活得比较久一点,死的那年刚刚四十岁,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五个儿女。

他也是生了一场暴病,至于生的什么病,连我奶奶也搞不太清楚,就是突然之间消瘦得很厉害,等到断气的时候,一米八几的个子,瘦到骨头上只包着一层皮,轻得像个孩子,上山时抬棺材的人都说大贵爷可真轻啊。

太婆照例大哭大喊了一场,喊的话和上次差不多:“老天爷啊,你怎么不开眼啊,把我的大福大贵都带了去!老天爷啊,我求求你,收了我这个孤老婆子去吧!”

不过奶奶坚持说她没哭得上次那么伤心了,奶奶总觉得太婆更偏爱大爷爷一家。

爷爷走后不久的一天,太婆去镇上割了肉,又杀了自家的一只母鸡,拿到奶奶家来,张嘴就掉下泪来:“今天是大贵的生日啊。”

鸡和肉被五个孩子风卷残云地干掉了,太婆和奶奶相对垂泪,为爷爷没有过上四十岁生日而遗憾。太婆一直认为,爷爷是胎里带来的先天不足,要是怀他时能吃得好些,没准就能长命百岁。

我奶奶和太婆一样,守了一辈子的寡。

我大奶奶不一样,大爷爷死了两年后,她就改嫁了。她有一儿一女,其中儿子是个遗腹子,是大爷爷去世后才生的。

嫁到隔壁镇上时,大奶奶带了儿子去,他还要吃奶,必须得跟着妈妈。女儿大一点,就留在家里给我太婆带。那年正是闹饥荒的时候,男方家境也不好,带两个孩子过去负担不起。

我奶奶一家早就分出去单过了,我太婆就带着小孙女(我大姑)一起过,有口吃的都先让着小孙女,粮食吃完了就上山挖草根吃树皮,两个人总算活下来了。

大奶奶改嫁半年后,太婆买了一包糖去看孙子。到了那里一看,大奶奶正在奶孩子,孙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,坐在草丛里捉蚂蚱吃。

太婆心酸得不行,提出要带孙子回去。可是她那时已经是个老人了,又在困难年代,一个人养活不了两个孩子,无奈之下只得把孙女交给大奶奶带,孙女大些,也胖些,跟着妈妈活下去的机会也高些。

因为这件事,我大姑一直不能原谅太婆,觉得她重男轻女。面对大姑的指责,太婆没有辩解,她只是说:“不怪姑娘,只怪我这个死老婆子没用。”

六一年的时候,我们村子里饿死了很多人。隔壁村的一个老头饿得受不了,就到我们这来向亲戚求助。他敲了很久的门,他姐姐一直没有开门,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,他已经饿死在门前放杂物的小屋里。

我不知道太婆带着我大爷是怎么熬过来的。听妈妈说,她那时偶尔还是有机会去别人家做媒,如果确定要去谁家说媒,头一天晚上开始她就什么都不吃,等到第二天中午才在说媒人的家里敞开肚皮吃一顿。我猜想在那个年头,这样的机会并不多。

太婆一直是个眼泪直往心里流的人,可是那时估计是心里的苦水多得盛不下,只得往外面冒。妈妈说她总是背对着门外切猪草,一边剁着猪草,一边拖长了声音喊:“我的命咋个这么苦哩!”切一阵,又喊一句:“我的命咋个这么苦哩!”

不管怎么样,太婆又一次熬过来了。瘦瘦的大爷也长大成人,还是那么瘦,太婆在风烛残年时,耗尽最后一口力气,为他娶了一个老婆。

5

我出生的时候,太婆已经很老很老了。说不准她有多大年纪,七十多,还是八十多?总之就是看起来很老很老的样子,身上的衣服很旧很旧,还打着补丁,可是洗得干干净净的。

在农村里,太婆算得上是个有洁癖的人。湖南冬天天气阴冷,可再冷她也坚持每天都要洗澡,隔天就要洗头,床上的被子枕套半个月浆洗一次。

由于年轻时做过太多重活,太婆的背弯得像一张弓,天气好的日子,她就佝偻着腰,抱着被子啊衣服啊出来洗,一轮又一轮,不知要跑多少轮。

家里的年轻人看见了,挺不耐烦地说:“也太爱干净了一点。”

我一两岁时,太婆还是个干净体面的老人家,独自住一间小小的房子,自己烧饭自己吃。我去她的小房子里玩,有时她会在床底下的席子里摸出一粒糖给我吃。小房子没有窗,只在本来应该开窗的地方抽掉了两块土砖,所以大白天走进去也是黑漆漆的。

我一淘气,妈妈就吓我说:“把你关到小黑屋里去!”

我笑嘻嘻地说:“我自己去吧,太婆给我吃糖糖。”

我们家住的,还有大爷家住的房子都是太婆年轻时请人砌的,也是土砖房,不过比太婆住的小房子大得多,也有窗户,不那么黑咕隆冬的。

谁也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的,我们那有一首民谣:

“新嫁娘,睡新房;

旧嫁娘,睡旧房;

爷爷奶奶睡楼上,

噼哩啪啦掉下来。”

一直到死,太婆都住在那间看不到阳光的小黑屋里。她撑了一辈子,可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终于撑不下去,一步步走向崩溃。

先是没有了劳动能力,有次做饭忘了熄火差点把房子烧了,从那以后就和后辈吃。对于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,后辈们即使嘴里不说,心里也是有几分嫌弃的。

那时大家已经分了家,太婆跟我奶奶吃一个月,再跟大爷大娘吃一个月。奶奶总觉得她偏心,脸色不是那么好看。大爷娶了只母老虎,整天对着太婆咆哮,从来不叫她“奶奶”,一张嘴就是“那个老不死的”,好像她永远不会有老的那一天。太婆见了她,就怕得不得了,跟她说话连头都不敢抬。

我们和奶奶在一起吃,妈妈有时给我炖个排骨什么的,会给太婆送一份。太婆吃了排骨后,一定会想方设法送点东西给我妈妈,有时是一捆柴火,有时是新摘的茶叶。就算再年老体衰,她始终坚持做个尊严体面的老人,不愿意给别人带去麻烦。

但老天剥夺了她最后一丝尊严。

太婆变得越来越迷迷糊糊,吃饭时一个劲吃菜,上完厕所忘记穿裤子,就那么赤身裸体走了出来。她已经认不清人了,她常常叫我爸爸“大贵”,有时又叫他“七哥”。我知道大贵是我爷爷,可七哥是谁呢?

儿孙们都嫌她丢人,尤其是那个大娘,当着村里人的面就说:“她怎么还不死呢?”清醒的时候,太婆自己也会喃喃地说:“我怎么还不死呢!”

生命中最后的一两个月,太婆卧病在床,大小便一度失禁。那间曾经散发着米汤香味的小房子,变得臭气薰天。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太婆,就躺在一堆臭烘烘的被子里面,让自己的身体也变成了臭气来源的一部分。后人们有时会给她随便清洗一下,大多数时候只是任由她变臭。

我去看过太婆,趁大人们不注意的时候。她躺在床上,脸上由于浮肿而微微发亮,她看见我,忽然叫出了我的小名:“呀,是毛宝啊!”

太婆在床上摸索了很久,想找一颗糖给我吃,但没有找到,她对着我抱歉地笑了。

后来想起太婆来,她永远都是那个样子,躺在床上,脸上是因为无能为力而抱歉的笑容。

从小黑屋回去后,我生了一场大病。出麻疹出得特别厉害,全身都是红色的点点,连续几天高烧不断,村里人都说,没见过出麻疹出成这个样子的,都是因为太婆命硬,克死了丈夫,克死了两个儿子,现在又来克重孙女了。

我烧得迷迷糊糊的,听见妈妈急得大哭。等到我病好的时候,世界上已经没有太婆了。

临死之前,奶奶和妈妈给她洗了一个澡,等洗完澡,盆子里的水都黑了。洗完澡后,太婆似乎清醒了一些,还问起了我的病。妈妈告诉她我全好了,她说那就放心了。奶奶和妈妈给她穿衣服,衣服还没穿完,太婆的身体已一点点变得僵硬。

据说她死前完全清醒了,还留了一句遗言再走。关于太婆死前最后一句话到底说了什么,奶奶和妈妈各有各的说法。

奶奶的版本是,太婆的最后一句话是“劳驾你们了啊”;妈妈则说,太婆最后是盯着门口,说“七哥来接我了”。

我总觉得奶奶的说法更靠谱一点,毕竟,太婆是那样一个不愿意麻烦他人的老人,哪怕这个“他人”是她为之耗尽一生心力的家人。

6

太婆的丧事办得很隆重。

大家都说,太婆活了这么大岁数才去世,是喜丧啊,应该好好地办一下。

家里杀了两口猪,买了一头牛,流水席吃了三天三夜,隔壁村的闻讯都过来吊唁了。姑姑们合伙叫了几套锣鼓,其中大姑单独出钱叫了一套。

鞭炮放个不停,锣鼓敲个不断,大人们打纸牌的打纸牌,打扑克的打扑克,灵堂里笑语喧哗。太婆的黑白照片就挂在灵堂中央,还没有老年痴呆的她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,宽容地看着她的孝子孝孙们。

大爷、爸爸还有叔叔们站在灵堂门口,见有人来了就下跪迎接,来的人总是一把搀起他们说:“七太婆活了这么大岁数,别伤心了。”

其实我看他们也没多伤心,哭灵时都是干嚎,眼睛都没红。

六岁的我和七岁的堂哥是年纪最小的孝子孝孙,我们也披着麻戴着孝,大人们忙得团团转,没空理我们。我们两个小人儿钻到了灵堂的桌子底下,拿着两片蚌壳,学着锣鼓队的人那样敲打,每敲打一次,就模仿着哭灵的人喊:“我的个太婆,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哇!”

村子里常常有丧事,我们听得多了,模仿得也惟妙惟肖,堂哥装作很伤心的样子喊:“我的太婆啊,你怎么抛下我走了哇?”

我跟着喊:“我的太婆啊,你没有享过一天福哇!”

堂哥喊:“太婆啊,你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啊?”

我也喊:“我的太婆啊,你走了谁给我糖吃啊!”

灵堂里的人轰然大笑。

我喊着喊着,想到太婆再也不会给我糖吃了,忽然有了一种由衷的悲伤,眼泪禁不住簌簌地落了下来。

7

太婆死了十几年之后,村子里回来了一些老人,我们叫他们“台湾佬”。

他们都是当年被抓壮丁的人,少小离家老大回,村子里的人已换了一拨拨,等了他们一辈子的父母也已经不在。

听一个台湾佬说,当时去台湾时,船太挤,决定放一些壮丁回来。我的太公那时是有机会回来的,可是他拒绝了长官的好意,他说:“我不回去了,我姐姐(他妈妈)不喜欢我,七嫂(我太婆)也不喜欢我。”

他跳上了去台湾的那艘船,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漫长的岁月里,他甚至没有寄回过一封信。他断送了妻子一生的幸福,也断绝了我们希望有个台湾太公衣锦还乡的幻想。

他口中不喜欢他的妻子,一直守在他的家中,直到老死。她真的如他说的那么不喜欢吗?

我怎么记得,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,学了一篇《宝岛台湾》的课文,太婆听我读了这篇文章,问我:“台湾远不远啊?”

“当然远啦,要坐船的吧。”

“台湾有什么好的啊?”

“老师说,台湾是宝岛呀,有阿里山呀。”

“还有呢?”

“还有日月潭啊。”

“还有呢?”

“没有了啦。”

太婆太婆,等我长大了带你去台湾好不好。

台湾有七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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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会飞的牛

曾几何时放下一切城市的喧嚣,戴上耳机听着音乐,静静的思考自己的人生,自我反思也好,自问自答也罢,在这里你可以倾述你自己内心无数的疑问与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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